选人、磨勘、改官大宋公务员到底有多卷?

  1061年,22岁的苏辙偕24岁的兄长苏轼奉命参加皇帝殿前的“制科”考试。四年前,两兄弟同中新科进士,在欧阳修等人的大力推介下,早已蜚声京城,不曾想这一年母亲去世,二苏不得不归乡服丧。

  三年后,苏郎再归,踌躇满志。北宋的“制科”考试本是皇帝为特殊人才而设的最高层次“选调生”考试,新科进士如能由此出身,将来官场升进当如坐火箭,但这一选拔过程异常艰难。首先,两苏这样的优等选调生必须经由朝中名臣推荐,每位考生要提交50篇策论以供各方考评,通过之后才有可能拿到准考证。三苏早年冠盖京华,就是因为得到了前辈重臣如欧阳修、杨畋的大力举荐,当时的望臣司马光、宰相韩琦等也对苏门学士赞赏有加。

  被欧阳修赞不绝口的青年才俊苏轼,在考试过程中毫无例外地拿到了“第三等”的成绩。宋朝大考,历史上一二等均为虚设,“第三等”实际上就是最高等。苏轼由此被授予大理评事、佥书陕西凤翔府判官的任命状。

  弟弟苏辙却没有那么幸运,由于他在“御试对策”中直斥宋仁宗“宫中贵姬至以千数,歌舞饮酒,优无度”,只能名列“第四等”,而且只被授以商州军事推官的低级头衔。

  按照北宋的惯例,新科进士被授官之后,还需要“封还词头”,即官方要书写一份正式说明任命理由的公文,此事才告完结。当时,负责撰写官方任命诏书的知制诰,就是名望如日中天的王安石。在此之前,王安石和三苏父子早就结下了梁子。两年后老父苏洵以《辨奸论》行世,被认为暗讽王安石日后得志必奸,加上苏轼的旷达豪放的个人人格,更为王安石所不喜,王曾私下指责苏轼文章全类战国纵横家之游辞无根,为人则是“欲附丽欧阳修”,“以取天下之权”。但慑于苏轼当时的文名,王安石没有找苏轼下手,可是这一次,他并不打算放过苏辙。

  知制诰王安石不仅不愿意为苏辙撰写诏书(即所谓的“封还词头”),还意欲在苏辙的任命状中再给苏辙按上一个罪名,说他“专攻人主”,状若西汉的名儒谷永,专以危言耸听之辞来攀附皇上。

  最终的结果是苏轼当年赴凤翔府任判官,苏辙并未去商州做那个军事推官的小吏,而是申请朝廷允许其留在京城侍奉父亲(当时苏洵在京奉命修《礼书》)。至于苏辙的“封还词头”,在宰相韩琦的直接过问之下,改由另一位大臣沈遘来起草,绕过了宋朝第一拗相公王安石,石头才算落了地。

  多年之后,苏氏兄弟并未忘记这官途险恶中的一幕。从北宋开始的大规模科举制度肇始的公务员选拔制度(当时被称之为“磨勘”制度),后来因通路日渐淤塞,曾令无数士人肝肠寸断。日后位极人臣的王安石一直喜欢高唱儒家各种高调,变得愈加“不近人情”,比如他曾经宣称他做人的标准就是:“人须是知‘行一不义,杀一不辜,得天下不为’,乃可”,顾名思义,堂堂君子,连无端踩死一只蚂蚁也是不齿行为,而苏轼则据理力争,当场反唇相讥:“今之君子,增减半年磨勘,虽杀人亦为之”(当今那些号称君子的人,为了提前半年能坐上高级公务员的位置,哪怕叫他去杀人,他也会在所不惜),面斥当朝宰相王安石也免不了假公偏私,也算是为弟弟苏辙报了往昔的一记之仇。

  苏轼以杀人取官来譬喻北宋以来公务员“海选”险恶之深,内卷之甚,虽不免有夸张,但自北宋大规模开科选士以来,的确人为制造了一条士大夫的深度内卷路线,这条海选之路到底有多卷,宋朝的官员发明了一个词形容之,叫做“选海”。

  “选海”,顾名思义,遴选之海也。一入侯门深似海,一点都不假,宦途海海,每一位新科进士入仕,就是“选海”的开始。

  按照大宋的“磨勘”制度,金榜得名进士及第,只是获得了进阶仕途的一种更加高贵的出身资格。虽然进士登第便予授官,往往都是判、司、簿、尉这样的最低级州县官幕职,时人称之为“选人”。“选人”这样的官职,按照苏洵当时的说法,“皆劳筋苦骨,摧折精神,为人所役使,去仆隶无几也”。

  “选人”之上,是可以“纾意快志”的“京官”,在大宋公务员体系中才可以勉强算个“官”。但这样的“鲤鱼跃龙门”之术,对于那些面壁数十年的寒士来说堪比登天。两宋三百余年,大规模科举取士在笼络天下士人四海归心的同时,也是生产批次落第失败者的残酷制度。据统计,北宋和南宋的登科进士数量约为112000人(其中北宋61000人,南宋51000人),宋真宗即位后的首次开科考试,10万人参加省试,录取人数只有200人,录取率是1/500。

  有学者测算过,按照南宋中级考试发解试额百人取一、省试十人取一这一最低的保守比例来计算,在南宋进士登科者51000名上岸者的背后,150年间,不少于5000万人都是名落孙山的“失意者”。

  万头攒动的乡试省试,还只是一部血泪斑斑“儒林外史”的开篇。士大夫制度在两宋的成熟,实为万人奔竞、无论出身(哪怕是工商杂人或者黥吏之子)的全新科举制度所造就。按照历史学者王瑞来在《士人走向民间:宋元变革与社会转型》一书的考证,大宋政权为了把最优秀的人才留在高层,几乎采用了有史以来最严苛的科举进阶之路——“磨勘”制度,千人竞渡之侧畔,早已是万骨衰枯。

  从“选人”开始,这些从5000万考试大军中脱颖而出的5万多名及第幸运儿,刚离科场地狱,又坠选调苦海。

  “磨勘”制度将“选人”向上升迁之路分为七级,从低到高,分别称作:“修职郎”(类似试衔知县、知录事)、“从政郎”(类似县令、录事参军)、“从事郎”(类似防御团练军事推官)、“文林郎”(类似防御团练军事判官、京府至观察推官)、“儒林郎”(类似节度掌书记、观察支使)、“承直郎”(类似留守判官至观察判官)。这其中,“选人”就是最低的一级官吏,被称作“迪功郎”(类似参军主簿尉)。

  “迪功郎”向上升迁,倘若想要成为“京官”,至少需要三个条件:第一是熬年头(宋朝称之为“循资”,比如没有任何出身的“迪功郎”,需要完成长达十年的政绩考核,才有可能升为县令“从政郎”);其次是政绩考核合格;最后才是最难的“改官”(从低等官吏改为高级官吏),“改官”之难,不亚于登蜀道上青天。

  “改官”之难,在于获得包括二份来自自己顶头上司的共五份推荐信,这究竟有多难呢?从北宋至南宋,大宋国土面积少了1/3,科举考试的考生却有增无减,官员的空缺职位更是少得可怜,宋朝为了严格控制高级官员的数量,每个推荐者(被称为“举主”)通常都有非常严格的名额限制。即便是当朝宰相,每年推荐的名额也只有5个人,知州每年的推优名额只有一个。

  宰相这5份举荐信到底该给谁?这其中大有考究。举官数额太少,而求者又众多,无论推荐人还是被推荐人,都必须煞费心力。欧阳修无疑会把第一份举荐信给苏轼,无怪乎后者称自己就是欧老师的门生。剩下的4份举荐信又该投给谁?无数士人奔走一生,不外乎就是为了凑齐这5份太过珍贵的举荐信。

  新科进士倘获第一纸,就叫做“破白”,即所谓实现零的突破;如幸运得到第五纸,则唤作“合尖”,譬如佛徒造塔,封顶之日即是大功告成之时。这5份有条件的举状,时人譬喻为跳火坑塑高塔:“矧堕七选之坑,欲结五剡之塔”,它不仅仅是大宋控制官员数量和质量的秘密武器,更是无数底层官员辗转一生、免于流落沟壑、奔向光明仕途的求生窄门。

  宋朝把文官分为32个级别,从第26级“承直郎”到第32级“迪功郎”,都被称为“选调”生(即“选人”);从第21级“宣教郎”到第25级“承务郎”为“京官”,横亘在“选人”和“京官”两者之间的漫漫苦海,就是暗黑无边之“选海”了。

  从“选人”到“京官”,最终获得“改官”的幸运儿,究竟有多少呢?大宋朝廷几乎每年都是严防死守,牢牢控制选人入官的控制名额,从北宋早年的每年上百人,到南宋后来的每年仅30余人。粥少僧多的局面,到了南宋晚期更是捉襟见肘,一个空缺的官员职位,至少有3个候补者在排队,官员数量虽然大增,但是政府为了避免更严重的“选海”危机,不得不将一年一度的科举考试,改为了3年1次。

  源源不断地士人汇流,在南宋终于汇成选人大海。南宋末期,随着冗官问题愈加严重,更是从末端彻底堵死了选人改官的唯一通路。有南宋官员统计,1004年的北宋景德年间,要以320个郡的财赋才能供养10000多名官员的俸禄;到了南宋末年,国土面积大为减少后,国家不得不以100多个郡的财力,供养了整整24000名冗官。寒士改官之难,不亚于登天。无数士人为求得这五份推荐信辗转腾挪一生,终依旧不免流转于沟壑,岂不痛哉!

  在学者王瑞来看来,中国历史上的唐宋之变,就是基于社会制度上的整体性转化。汉唐之中国古典社会,精英群体大都来自血缘门阀家族,而大宋肇始,太宗鼓吹重文抑武,寄厚望于以科举促天下归心,寒门学士也有了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的机会和雄心。

  学者黄博在《宋风成韵:宋代社会的文艺生活》一书中,揭示了大宋缘何制造出一众以苏门弟子为代表的“文艺青年”们层出不穷的终极原委。自两宋开始,官家取才不论门第,科举之门大开,参加者愈众,考生命中的几率必然会降低,而随着宋朝的进士数量越来越多,寒士素衣想要跻身仕途之路,也变得愈加逼仄。

  以中唐为例,每年入长安参加京城考试的士子数量大约在1500名左右,获得科举功名的约为140人,录取率为1/4左右;可是到了宋代,自宋太宗推崇文治、废黜武功之始,淳化三年(992年)进入崇政殿考试的举人数量就高达17300人,最后只录取进士350余人,录取率就只有1/50。

  换言之,两宋文化之登峰造极,是以读书率然成风的普罗大众和众多落魄才子为文化基础的。私家藏书之丰,印刷术之精良,文化传播之广,宋代读书风气之普及,早已折射出一种时代的巨大变迁。

  另一方面的弊端则是,如此多的失意者,再加上两宋的“磨勘”制度,事实上也堵死了大多数下级官吏的上升通路,读书人该如何自处?

  大悲大喜之际,有“远方寒士殿试下第,贫不能归,多至失所,赴河而死者”,有如范进精神失常者。面对科举功名,举国若狂,哪怕南宋之末亡国在即,士人们还忙于应试奔竞,“置家国于度外”。

  为此,宋真宗在《劝学诗》中给出的解药是:“富家不用买良田,书中自有千钟粟。安居不用架高堂,书中自有黄金屋。出门莫恨无人随,书中车马多如簇。娶妻莫恨无良媒,书中自有颜如玉。男儿欲遂平生志,六经勤向窗前读”,皇帝劝学其用心之处,全在于如何笼络士人,使天下英士,尽入吾彀中。

  苏轼可不信这一套骗人鬼话,他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坚决和科举、和磨勘制度割席,他在晚年的一首题为《送千乘千能两侄还乡》的诗中写道:“治生不求富,读书不求官。譬如饮不醉,陶然有余欢”,苏氏兄弟作为过来人,自知大宋官场太过险恶,为此在诗中谆谆劝诫来京赴考的两个侄儿要安贫乐道,以稼穑为业颐养天年,过一种“清江入城郭,小圃生微澜。相従结茅舍,曝背谈金銮”的不被欺瞒、怡然自足的乡居生活。

  苏轼当然美化了这种乡居生活。作为当年通过科举考试走出巴山蜀水的大宋士大夫翘楚,他太了解成功背后的辛酸经历,不忍心侄儿们再走一遍他们兄弟的老路。

  诚然,“读书不求官”,也反映了时代转换之际文人士官们的无奈心理。苏轼的好友文同当时也非常赞成这一观念的转变,他附和道:“读书不求官,但与稼穑亲”,不求官、亲稼穑的背后,是求官不得、求官太难了。大宋三百年,党同伐异之风尤烈于西汉党锢,士大夫外表在施政理念上的撕裂,和骨子里大宋磨勘制度中潜滋暗长的师门攀援、缔结朋党之风,草蛇灰线处有着惊人的重叠痕迹。

  北宋肇始科举制度昌盛,的确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阶层的流动和市民社会的形成,某种程度上呼应了一个繁荣时空,尤其是在南宋移都南方之后,商业代表的新都市文明悄然而起,一种“斯密型市场经济”在繁华都市开始萌芽。科举作为官僚再生产的一架永动机,客观上为大宋的文艺复兴和市民社会繁荣,提供了大规模文化普及之基础。但对于苏轼苏辙兄弟这样的白衣寒士来说,要走出自己命运的种种泥淖,操弄之手早已浑然如天幕,连“夜雨对床”、全身而退这样的朴素梦想,有时也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诅咒。

  学者王瑞来形容这一科举制度下七级选人终身翻转其间的命运之海,就像是一个立着的葫芦:这一由士大夫创制的宋代科举、选调、改官等一系列庞大的官僚体制,外表看是一条通往高官爵位和名利功业的金光大道,骨子里却是一个底部容量和吸附量足够大、中间细小又逼仄的细长型闷葫芦。无论是科举、荫补、摄官、进纳、军功、吏人补授,种种宽泛入流的成千上万的地方士人俊杰,早已将这个葫芦的底层塞得满满的。最终,大宋王朝扩大统治基础的人才战略,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它的反面,就像宋朝名臣周必大所形容的那样:“入流太泛,入仕甚难。受命者至有十余年不成一任,贤愚并滞,殊无甄别。”

  “贤愚并滞”、文士命运之途淹塞,使得大量士人绝望于仕途,不得不沉潜下层、滞留乡里,一时间,胥吏、幕士、讼师、商贩、术士、乡塾先生,都成了士人的无奈谋生之选。南宋文坛四大家之一的杨万里28岁登第,当上最低一级的“选人左迪功郎”,被授以赣州司户参军,待阙两年后才赴任;32岁始被授以零陵县丞,37岁因结识后来成为宰相的名臣张浚,才被以堂除方式改官左宣教郎,任命为临安府府学教授,终于挣脱出了选人苦海。

  《鹤林玉露》的作者罗大经1226年登进士第,8年后的1234年因拾遗补缺,才被授予广西容州司法参军的低级官吏,又过了18年,他才从选人阶段的迪功郎往前进了三级,还只是到了七级选人中间的从八品从事郎,整整26年过去了,脱离选海看上去还是茫茫无期。直到他在抚州任上受到牵连,彻底梦断官场。

  从前朝君子的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,到两宋的理学道学鼓吹的儒家全新四条目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”,宋朝士大夫的心理转换在向内求的范式变化背后,也折射出一种时代变化的无力感。当“学而优则仕”不能再成为士人追求的唯一人生目标,无休止的社会内卷,早已注定蹇涩了他们的命运之途,知识精英们只能“上山下乡”,或隐居而绝,或稼穑为业。

  士人流向民间,无疑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平民社会的培育,知识分子摇身一变,由北宋理学演变成南宋道学,不仅成为南宋弱势国运申说正统的精神支撑,更成为一代代士大夫们承载道统的思想旗帜。只是,令后人倍感遗憾的是,无论是早年新党王安石推行的富国之术,还是旧党如苏轼恪守的养民之道,还有无数士人的经国济世大梦,都未能从根本上拯救大宋王朝的式微国运。时邪?命邪?两宋之间科举文化繁荣背后的时代转换,如果依旧不能呼应外部世界变革的浩浩荡荡之社会进化大主流,这一过度社会内卷带来的深度危机,就很难转危为机,只能成为后人感喟不已的一种宿命、一声叹息罢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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