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封廉洁文化⑭毕士安:勤于政务

  寇准内心恐慌不已,一时不知所措。关键时刻,毕士安果断站了出来,他极力为寇准辩护,亲自参与调查,最终辨明了是非,惩办了诬告者,这才使寇准得以安心政务。  毕士安一生为人正直,勤于政务,治学严谨,知人善任。他始终严于律己、宽以待人。作为老臣,毕士安以国家、民族利益为重,不计较个人的地位得失,乐于推荐比他年轻而又能干的寇准,这种品格难能可贵。

  位于包公湖畔的开封府,历史悠久,名扬中外,在北宋时期被誉为“天下首府”。许多历史名人如寇准、范仲淹、包拯、欧阳修等都曾任开封府尹。

  这一时期,有一位杰出人士也曾执掌开封府,他就是毕士安。他不仅以谏议大夫充开封府判官,而且在宋真宗登基后又以给事中权知开封府。他力自规检,饬躬慎行,交游无党,有清识,美风采,善谈吐,为政严正。

  毕士安是宋太宗、宋真宗两代辅臣,也是北宋的著名宰相,尤以选贤荐能而为朝野称颂。他一生为朝廷推荐了不少治国安邦的优秀人才,如一代名相寇准以及有“宋朝守边第一将”之称的李允则。寇准因力主抗辽,促成宋辽历史上有名的“澶渊之盟”而为人熟知,为后世称道。

  毕士安一生识才、爱才,举贤、助贤。他有识才知人之明,又能无私荐贤、大度让贤、竭力助贤,多次被宋太宗、宋真宗称赞知人善任,后人也赞誉他为“宋代伯乐”。

  毕士安(公元938年—公元1005年),代州云中(今山西大同)人,本名士元,字舜举,后改字仁叟,谥文简。

  据说,毕士安的祖先原是周文王之后,出于姬姓。周文王之子高封国于毕,其后代即以国为姓,在汉唐均有为官之人。到毕士安出生时,已是五代乱世之末。这一时期,毕氏家道渐衰,毕士安的生母药氏早亡,继母祝氏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女人,毕士安“事继母祝氏以孝闻”。毕士安少年时非常好学,祝氏认为“学必求良师友”,多方筹集资金,资助他外出游学。在宋州和郑州的求学经历使毕士安受益匪浅,不仅学识见长,而且与杨璞、韩丕、刘锡等一批清正之士为良友,这对他今后的为人处世乃至整个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。史书记载,毕士安“博综群经,通诸子百家之言,究极古今治乱得失、君臣父子忠孝仁义、治民行已之本末”。

  历后晋、后汉、后周而入北宋,毕士安与大多数寒族人士一样,迎来改变个人乃至整个家族命运佳机。北宋初年推行所谓“右文”政策,实行较为公平的科举选官之制,打破了魏晋以来门阀世族长期垄断仕途的局面。好学博古的毕士安获得入仕的机会。公元966年,年近而立之年的毕士安参加科举考试,中进士甲科。当时的邠州节度使杨廷璋辟幕府,毕士安为掌书记,从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,直至公元1005年以宰相薨于任上。在近40年里,他经历了三朝皇帝。

  在宋朝众多的宰相中,毕士安虽不是最杰出的,但其拜相是受命于危难之际,最终经受住了考验。公元1004年7月,宋真宗倚重的宰相李沆遽然病逝。李沆作为宋太宗、宋真宗两朝的名臣,有“圣相”之美誉。世人赞其“光明正大”,李贽在《藏书》中将其列为“忠诚大臣”,王夫之称其为“宋一代柱石之臣”。他以清静无为治国,注重吏事,尤为注意戒除人主骄奢之心,这对于稳定宋初的内政外交、抑制奢侈、安定民心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

  李沆去世后,毕士安被迅速提拔,委以重任。当时,朝廷内外都认为寇准是宰相的最佳人选,但宋真宗经过慎重考虑,最终决定将这一重担交给毕士安。其实,毕士安拜相绝非偶然。真正让宋真宗认可的,是毕士安的“雅望宿德”。无论是为官一方还是任职中央,毕士安都是以沉稳干练而著称。他品行高洁,地方官员任职前,朝廷常会请他给予诫勉和警示。

  在近40年的仕宦生涯中,毕士安大部分时间在地方为官,治理州郡颇有政绩。公元971年,毕士安任济州团练推官,专掌筦榷,岁课增羡。公元978年,毕士安任台州知府,在任期间颇有声誉。后来,在台州做出政绩之后,毕士安迁左赞善大夫,徙饶州。他在饶州离任后,当地人感其惠政,曾画下他的图像供于庙中来纪念。

  毕士安为官素以严正称。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记载,他在权知开封府期间,“有攀附居近职者,乘宠放恣,名家子既定昏,强取之,其家诣开封府诉焉。知府事毕士安即请对,白其事,卒得名家子还其父母,使成昏”。毕士安秉公执法,勒令其归还民家女,维护了法律的公平正义和平民百姓的人身利益,显示了一位官员清正廉明的品行,但这种法不阿贵的正直也因此得罪权贵,不得不辞去开封府的官职。

  最让时人称道的是毕士安的德行,史称“宋兴四十余年,中外几平,文学侍从、言论政事之臣辐辏上前,至论德行,必以公(毕士安)为称首”。端拱年间,宋太宗下诏命王府的属官各自呈献自己撰写的文章。宋太宗阅览多日,问身边的臣子们说:“他们的才能已经展现出来了,他们的品行谁更优秀呢?”有人拿毕士安来对答。宋太宗说:“正符合我的心意。”公元991年,毕士安被召为翰林学士。有大臣向宋太宗推荐张洎,宋太宗说,张洎与毕士安相比,文采阅历固然不差,但操行就差得远了。

  毕士安是宋线月,寿王赵恒(即后来的宋真宗)将为皇太子,先为开封府尹。朝廷慎选府僚,颇为宋太宗青睐的毕士安和杨徽之以谏议大夫充开封府判官。根据宋制,开封府判官在开封府仅次于府尹或知府,地位很高。赵恒被立为皇太子后,置东宫属官,毕士安“出入辅导,咨访谋画,从容与皇太子议论。阴为天下之赐者甚众,而慎重周密世莫得而闻也”。

  在宋代,天子潜邸旧人往往获宠,并将重用。毕士安的经历,或可窥其一斑。宋真宗即位后,毕士安拜工部侍郎、枢密直学士,极受宋真宗的信赖与重视。毕士安自担任其他官吏时就以名节自励,清慎如古人,“及为京尹,上亦知人以严正惮公,故宫府常从为廷职而授外任者,必遣至公所戒勅而后使行”。由此可见,宋真宗同宋太宗一样,也十分赞赏毕士安的德行,并希望朝中官员以毕士安为学习效仿的楷模。

 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,北宋面临着巨大的外患。当时,经过宋太祖、宋太宗两朝的征战与建设,宋朝已经统一了全国的绝大部分地区,民心也渐渐稳定下来,但边境仍然很不太平。在北边,有契丹族建立的辽国虎视眈眈,经过几年的准备及蚕食,正欲大举南下侵宋。而在西北,还有党项族人建立的西夏王国,也时时想借宋辽对峙而获渔翁之利。这么紧急而复杂的局面,势必需要一个既沉稳又有能力,还得有声望的宰相才能更好地主持大局。

  此时的毕士安已年逾六旬,重病缠身。他临危受命,深知自身的重任。因此,当宋真宗问及谁可以同他共担重任时,毕士安毫不犹豫地推荐了寇准。他对宋真宗说:“一国之宰相,需要有才者居之。寇准为人忠义,善断大事,正是宰相之材。臣所不如。”但是,宋真宗听闻寇准刚愎自用,加上对寇准“好刚使气”的暴躁性子有所顾忌,因此有些犹豫。毕士安又进一步解释:“寇准为人方正,又以国事为先,疾恶如仇,所以才有一些人不喜欢他而中伤他。如今朝廷上像他这样的贤能之才已经很少了。眼下,辽虎视眈眈,意欲侵宋。正该任用寇准这样果敢善断、敢干任事的人,同仇敌忾,共抗辽军!”宋真宗听闻此言,不仅打消了对寇准的成见,对毕士安的人品更加敬服了。他于是下诏,以寇准和毕士安同为辅相,并以毕士安监修国史,位在寇准之上

  寇准上任不久就遭到了反对派的攻击,甚至有人诬告他私通安王赵元杰。在封建王朝,私通藩王可不是件小事,因此,朝廷上下对此都非常关注。面对险恶的形势,寇准内心恐慌不已,一时不知所措。关键时刻,毕士安果断站了出来,他极力为寇准辩护,亲自参与调查,最终辨明了是非,惩办了诬告者,这才使寇准得以安心政务。

  毕士安一生为人正直,勤于政务,治学严谨,知人善任。他始终严于律己、宽以待人。作为老臣,毕士安以国家、民族利益为重,不计较个人的地位得失,乐于推荐比他年轻而又能干的寇准,这种品格难能可贵。寇准没有辜负毕士安的信任,事实也证明了毕士安的知人善任。他与寇准通力合作,挫败了辽国灭宋的企图,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线月,在毕士安与寇准担任宰相一个多月后,辽发兵侵宋。辽圣宗耶律隆绪与萧太后率二十万大军汹涌而来,兵锋直抵黄河北岸的澶州(今河南濮阳),北方告急,消息传来,朝廷上下人心惶惶。参知政事王钦若、签枢密院事陈尧叟等人,极力怂恿宋真宗迁都金陵(今江苏南京)或成都,以避其锋芒,逃跑主张一时甚嚣尘上。危急时刻,还是毕士安与寇准顶住了压力,坚决反对迁都。两人合议请宋真宗幸澶渊。毕士安言:“澶渊之行,当在仲冬。”寇准认为:“当亟往,不可缓。”毕士安的主张自有道理,因为澶渊城小,无法久驻,若亲征而不能速胜,则澶渊不能持久,形势危矣,所以必须观时而动,谨慎从事。他的意见显然更稳重些,因而为宋真宗所采纳。据《宋史》记载:“士安亟同准请对,力陈其不可,惟坚定前计。真宗严兵将行,太白昼见,流星出上台北贯斗魁。或言兵未宜北,或言大臣应之。”

  最终,宋真宗决定御驾亲征。两位宰相的协同一致为澶渊之役中宋方的坚守注入了不少镇静剂。此时的毕士安年事已高,身体不再那么健朗,无法随驾亲征,但即便是在抱病在身的情况下,毕士安还是心系国家安危,临行前为寇准加油鼓气:“屡请舁疾从行,手诏不许,今大计已定,唯君勉之。士安得以身当星变而就国事,心所愿也。”毕士安因为身体原因不能随军赴前线出谋划策,便只好托付好友寇准多加勉励,自己甘愿冒“身当星变”的危险,也要挽救时局、为国效力,可见毕士安是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。毕士安即使在疾病缠身的情况下,还是放心不下,时刻关注前线战事。病情稍稍好转,立刻奔赴前线,陪驾督战,以便于更及时地了解战事动态。这种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的崇高精神,当时的士大夫恐怕难望其项背。

  皇帝亲征,令北宋全军士气大振。他们用床子弩射死了辽军主将萧挞凛,沉重打击了辽军的气焰,并最终逼迫辽军罢兵议和,达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。毕士安是赞成议和的,只不过他主张“以战逼和”。当王继忠为契丹奏请议和时,宋廷上下莫辨真伪,“独士安以为可信,力赞真宗,当羁縻不绝,渐许其成”,最终打消了宋真宗的疑虑,使议和得以顺利展开。

  朝廷上下皆以为寇准有社稷功,宋真宗因此待寇准甚厚。然而,毕士安在澶渊之盟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,他实在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人物,宋人胡寅在《斐然集》中赞曰:“古者人君将有事于四方,必使知都虑义者行,仁者守,澶渊之功用,此道也。夫应事于仓卒者,其难有甚于耳闻目见、切身经虑之熟也。文简诸公,文昭武烈,非有大过人者,必不能成天下之大事也。遐想其人,愿为其执鞭而不可得。”

  在澶渊之役和澶渊之盟的缔结中,毕士安以其大度包容与寇准同舟共济,维护了大宋王朝的根本利益,同时创造了二相协和、以致太平的千古佳话。后来,毕士安自认功劳不及寇准,便主动让出了首相的位置,由此可见毕士安的淡泊名利、大度让贤。

  随着澶渊之盟的缔结,宋辽之战告一段落,宋与西夏的紧张关系也暂告缓和,西北二方边境重归安定,北宋内政、外交渐趋稳定。然而,毕士安并没有就此高枕无忧。他深知一纸合约,难保平安,因而必须加强内政建设,巩固边境防御。为此,他开始精兵简政,修筑边关,加强农田管理,增加粮食储备。为了有效保障边境安全,毕士安又谨慎地挑选守边将领。他推荐李允则守卫雄州(治所在今河北省雄县),马知节守卫定州(治所在今河北省定州市),孙全照守卫镇州(治所在今河北省正定县),杨延昭守卫保州(今河北保定)。这些人都是有勇有谋之人。正是在他们的守卫下,宋辽边境才维持了长久的和平。至北宋灭亡前的百十年内,北部边疆也未发生过大的争端,获得长久的和平发展,毕士安功不可没。

  然而,此时的毕士安“素羸多病”,身体状况每况愈下,多次上章请求退仕,宋真宗都没有优许。不久,毕士安疾患发作,最终薨于宰相任上,时年68岁。宋真宗为之痛心不已,车驾临哭,废朝五日。

  毕士安自举进士第后开始为国效力,在40余年的仕宦生涯中一直忠心职守,兢兢业业,清正廉明,鞠躬尽瘁,即使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忧国忧民,殚精竭虑,直至薨于任上。毕士安死后赠太傅、中书令,谥文简,可谓实至名归。宋真宗在毕士安死后还时常感怀他的德行和功绩,对寇准等身边近臣说:“毕士安善人也,事朕南府、东宫,以至辅相。饬躬慎行,有古人之风,遽此沦没,深可悼惜。”

  毕士安一生淡泊、爱民。在知乾州时,他因母亲年老,而自愿降任,改监汝州稻田务。这一方面表现了他对母亲的孝顺,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其于名利的淡泊。毕士安知颍州时,同样践行了“爱民”思想。在颍州任上,毕士安两度为民请愿,即使调离原职还心系颍州百姓,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颍州百姓谋活命。其清正之风更是有始有终,“仕至辅相,而四方无田园居第,没未终丧,家用已屈”。

  客观评价毕士安一生的政治作为,无论是在地方上为官还是来到中央任职以后,对许多政事的处理都可圈可点,颇有政声,无愧于名相的称号,为身边的亲友、僚属树立了良好的为官形象。毕士安身至宰相后,更是忧国忧民、呕心沥血,参与了澶渊之役的全程筹划,促成了宋辽“澶渊之盟”的签订,巩固了战后北方的和平环境,对当时的社会恢复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,对景德年间的政局走向产生重大影响,对宋初朝政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  宋人刘挚在《毕文简公神道碑》中为他作了总结:“公以雅望耆德,被遇三圣;出入禁省,庄靖慎密;及在大位,知贤谏能;谋虑国事,惟几惟深;辅政虽谗,逾年而克;于有勋烈,中外乂安;郡国丰登,刑罚衰减;忠清之德,有始有卒;天下至今,称为名相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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